在医学之路奋斗，除了并肩作战的同行人，更离不开启蒙的领航者。学生时代，老师春风化雨般的悉心教导让你获益良多，苦口良药般的批评教育对你影响至深；走进临床，你感受到“师父领进门”的重要，那些年聆听的教诲在实战中得到验证；初为人师，你对于当年老师的苦口婆心又多了一层理解，自己对于教书育人也产生了新感悟……8月19日是第六个中国医师节，4名医生讲述了他们与老师的故事，从中可以一窥医学教育的本质，以及其对于行业发展的重要意义。

　　

　　妈妈传递给我的力量

　　□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血液科 陆婧媛

　　我的妈妈陈丽丽是一名妇产科医生，她也是我学医路上的第一个临床专业老师。

　　妈妈毕业于福建医科大学，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届大学生。小时候，我一个星期有几个晚上见不到她是常事，也曾偶尔跟着她住过值班室。妈妈工作很忙，妇产科遇到的紧急情况多、压力大，但是她带回家的都是快乐的情绪，极少听到她烦恼、抱怨。她把患者放在心上，经常在餐桌上和爸爸讨论临床工作，连我也听得津津有味。

　　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，她帮助许多不孕不育家庭迎来新生命，她也常常奋斗在救治急危重症患者的前线。

　　记得我高中时一个假期的晚上，妈妈正在妇产科值三线班。惠安县一所乡镇卫生院有一名产妇突发产后大出血，情况危急。当地医院无法救治，于是打来电话求助。妈妈一接到电话，就火速从县城赶到卫生院的手术室，我也陪她一起前往。

　　我坐在手术室外，只见医务人员进进出出，一袋又一袋的鲜血送进了手术室。手术室里，妈妈和其他医务人员一起，为患者紧急抢救，进行子宫切除术。手术后，患者的情况有所好转，妈妈还要细心观察，直到产妇生命体征平稳，这才放下心来。

　　当她带着我回家时，天光已渐亮。虽然经过一夜抢救，在早上8时，妈妈又准点到医院上班，几乎整晚没合眼的她又投入忙碌的工作中。这一次的经历，对我的触动特别强烈。

　　身为医者，尽管她对这样的付出甘之如饴、毫无怨言，但当我提出想学医时，她一开始并不赞同。她说，行医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要面对很多艰辛。但我觉得其实没有哪个行业不辛苦，只有辛勤耕耘，才能收获丰收的喜悦，有妈妈作为榜样在先，已经在十余年间，给予了我无穷的力量。

　　如今，从医十年的我成长为一名血液科副主任医师。不同于妇产科，我面对的患者大多被肿瘤困扰。尽管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，我对于医生的经历早有体会，但等到自己身临其境，感受却大有不同。

　　记得我刚工作时，第一年接触到的死亡病例比过去好几年加起来都要多，这不禁让初出茅庐的我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。这时，幸亏有妈妈不断鼓励我，有时甚至严厉地提醒我：既然选择了这一行，就要勇敢地直面困难、承担责任。她使我认识到，医学就像一根链条，上面任何一颗螺丝松了，都可能导致整根链条出现问题。所以在治疗中，不能忽视任何一个细节，比如化验单上的提示以及患者体征的变化，一定要及时密切观察患者情况。医者不是万能的，但只要无愧于心，做好本职工作，与患者耐心沟通交流，再大的困难也不怕。

　　熬过了最初阶段，我也逐渐感受到救死扶伤带来的快乐。随着技术的进步，对于很多白血病患者而言，医生可以通过造血干细胞移植等方式，帮助他们延缓病情进展、改善症状。治疗路漫漫，在并肩“战斗”的日子里，我和不少患者成了朋友，也有幸见证有的患者治愈后的喜悦，那种成就感无可取代。

　　与疾病勇敢搏斗，捍卫生命，收获快乐。妈妈把这样的体验传递给了我，我也将传递给更多的人。

　　

　　难忘老师专注的身影

　　□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 周东

　　我的导师胡昌恒教授已经辞世30多年，昔日跟在他身后的懵懂少年，如今鬓角也已染上了风霜。故人长辞，他的谆谆教诲与当代教育理念相契合，时刻指导着我前行。

　　胡昌恒教授十分重视教书育人、立德树人，他教育教学的精髓在于因材施教。当年胡教授同时招收了两名学生，一个是华西的第一个推免生何俐，她发展全面又很严谨、仔细，胡昌恒教授就建议她学化学、生化，主攻脑血管病方向。另一个学生就是我，我当时不愿规规矩矩坐下来读书，更愿意在病房走动、参与实践，胡教授觉得我头脑灵活、反应快，对新事物好奇、敏感，建议我学生物、物理，于是我就开始学习血液流变学和神经电生理。

　　当时，通过血液流变学相关检查预测卒中风险是国内的研究热点。但是我们经研究发现，患者与普通人群血液流变学检查结果差异不大。胡教授坚定地鼓励我们实事求是，将研究结果发表出来。在胡教授和陈槐卿教授的指导下，我们完成了研究，文章公开发表后，《健康报》还对研究进行了评述，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讨论，于是大家才逐渐认识到了真相：通过血液流变学相关检查预测卒中风险不成熟。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先后两次获得了四川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，可以说是早期医工结合的典范。

　　胡教授工作严谨，他在诊断患者时注重定位、定性，力求任何诊断都要有据可循。记得在30多年前，时任神经内科主任的胡教授带着我去会诊。那是一名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，因出现了头痛、视物模糊等中枢神经系统症状，需要我科协助诊治。当时的我还是一名住院医师，能有机会跟着老师会诊学习，我充满期待。

　　到了患者床旁，胡教授耐心地询问了病史后，决定给患者进行眼底镜检查，观察视乳头水肿情况，以评估颅内病变。由于当时医院还没有引进眼底照相和眼底血管造影等技术，眼底镜检查是那时唯一能观察到患者眼底情况的操作。但这项检查对患者配合度要求极高，整个检查过程中，患者必须尽量保持眼球固定不动。

　　胡教授指导我进行操作。我刚通过眼底镜看到患者眼底，还未来得及调整焦距详细观察，患者就转动了眼球，我又需要重新调整角度和姿势。如此反复多次，患者都无法有效配合。我的耐心渐渐被怒气取代，语气中不免带了几分责备，患者既懊恼又无措。

　　胡教授见状，轻轻接过我手里的眼底镜，耐心地指导患者如何配合，并调整了室内光线和眼底镜亮度，他一边弯腰给患者检查，一边细心安慰着患者。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反复尝试，我们终于成功看到了患者眼底的情况，排除了颅内的问题。胡教授对工作严谨的态度、对患者极致的耐心和包容，给年轻的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感动。虽已过去30多年，他弯腰为患者检查眼底并柔声安慰的情景，仍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，时刻提醒着我勿忘医者初心。

　　时间到了1989年1月，明知自己已是肝癌晚期且有转移，胡教授在持续治疗的情况下，忍受着剧大的痛苦，依旧坚持为我们修改学位论文。当年7月，我们顺利毕业，但胡教授已在2月13日与世长辞，没能亲眼看着我们穿上硕士服。他那病中消瘦黄染的面容、对我们关切担忧的眼神、修改论文时专注认真的神情、在论文上耐心细致的批注，是他留给我最后的印象和最长久的思念。

　　我真想大声地告诉他：老师，您别担心，我们目前都发展得很好！在老师的言传身教下，我们一直在临床一线为百姓服务，并学着老师的方法教导学生，因材施教，以人为本。我相信，正是这样一代一代的薪火相传，才能助我们不断攀上医学的高峰。

　　

　　我学会了怎么教学生

　　□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血液内科 刘文励

　　45年前，我有幸被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（前身为武汉医学院）录取，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硕士研究生，师从中国临床内分泌事业奠基人之一——邵丙扬教授。

　　严谨认真、不图名利、学识渊博，这是邵老师留给我最深的印象。

　　记得为了磨炼我的临床科研能力，邵老师给我布置了“胃大部切除术后贫血的研究”课题。我去病案室翻阅了千余名患者的病历，随访了其中的500多名，还给30多名患者作了胃液分析。

　　当时，我们没有电脑，论文都靠手写；没有便捷的网络，主要依靠图书馆来检索国内外学术期刊。记得老师为我指导修改论文时，每个字句、每个标点都要求科学规范。老师的教导也让我懂得怎么教学生，后来，我做导师时也这样逐字逐句为学生批改论文。

　　邵教授特别重视临床教学查房，每周一，他都会到病房询问负责医生，确定教学查房的患者，并认真备课、撰写教学提纲。除了翻阅病历，他还亲自到床边问诊，若患者曾住过院，他会详细查看既往病历。

　　等到周三早上查房时，一般先由实习医生报告病历，由住院医师或主治医师补充，并提出患者要解决的诊断和治疗的主要问题，接着，邵教授就会带上医生们到患者床边问诊、体检，同我们一起分析患者的临床特点。

　　在一次次的教学查房中，我们了解到详细问诊、全面体检的重要性，学会了如何提炼患者的临床特点，如何去精准地鉴别、分析疾病。这样的临床教学查房，既开拓了我们的临床思维，又让我们体会到掌握医学基础知识和全面临床技能的重要性。

　　那时候，邵教授给医学生讲大课，我们青年医生也要全程听讲。他讲课时完全脱稿，将知识娓娓道来，通俗易懂且启发性强。

　　1965年，邵教授诊断了武汉同济医院第一例多发性骨髓瘤，后来他在讲课时，将这类患者形象概括为“三炎”：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因为恶性克隆性浆细胞增生，分泌异常单克隆免疫球蛋白或轻链，常有蛋白尿，像“肾炎”；又因正常免疫球蛋白减少，肺部容易感染，像“肺炎”；血清球蛋白增多，白蛋白减少，乳酸脱氢酶升高，又像“肝炎”。他特别提醒我们，遇到“三炎”患者就要格外留意。

　　耳濡目染，后来当老师时，我也十分重视给学生讲大课，认真备课，和邵老师一样把知识串联在一个个临床案例中，让学生容易理解和记忆。

　　回忆自己的成长历程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踏实，在点点滴滴的工作中不断学习，细想起来，很多临床的概念都是在邵教授教学查房时学到的。

　　记得有一名37岁的女患者，因为中度贫血、低热一月入院，邵教授仔细询问病史并为患者查体后对我说，要善于抓住患者的临床特点：她长期发热，结膜有瘀点，心尖部收缩期有粗糙杂音，脾脏轻度肿大，贫血，应考虑感染性心内膜炎，做好血培养、超声心动图。患者很快确诊并及时得到有效治疗，最后痊愈出院。那时，我感觉到，全面细致的体检格外重要，这要求临床医生一定要有扎实的知识基础和临床基本技能。

　　1995年，我有了培养硕士研究生的资格，1999年开始带博士研究生。到退休时，我一共培养了21名硕士和博士，其中的很多人如今都已经是主任医师，为中国内科学的临床实践和科研贡献着自己的力量。

　　每一个老师都通过自己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、教导学生。邵老师经常说，患者是来找我们医病的，我们应该善待他们。这一点我谨记在心，也努力将所学，以及这一点一滴的人生感悟传递给学生：对学生，做一个好老师；对患者，做一个好医生。

　　

　　良苦用心浇灌满园花

　　□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麻醉科 于流洋

　　前几天和先生为孩子的教育发愁：既要寓教于乐，又要立威、立信，还得时刻面对小朋友的不耐烦和“十万个为什么”。为人父母者面对孩子尚且焦头烂额，那么科主任冯艺教授面对科里许许多多的“学生”“孩子”，又是怎样的殚精竭虑呢？

　　毕业之后找了工作，欢呼雀跃地以为终于可以不用再学习了，然而入职的第一天，我就被科室的“一揽子”教学计划震惊了：病例讨论、文献更新、专业培训、模拟教学……每天都有新“节目”。此外，还有一日一交班、一周一汇报、一月一讨论组成的学习“大礼包”。

　　曾经在参与学习时的那些抱怨与不情不愿，经过时间的洗礼都沉淀成了记忆中闪闪发光的宝藏：病例讨论时虽显稚嫩但却是自己独立的观点，模拟教学中绞尽脑汁找到的病因，参加病例竞赛时获得的奖品，还有参加团建活动时大家一起努力夺得的名次。日复一日地在工作中学习、在学习中积累，冯老师就这样拉着、拽着、催促着、提醒着我们。

　　还记得刚入科时第一次见识到过敏性休克，看着患者的血压突然呈直线下降，一切都发生得太快，电光石火一般在大脑中炸裂开来，只留给我一片空白。那一刻，我除了颤抖着打电话求助，竟不知道自己还能做点什么。

　　如今，再遇到同样的情况我已经可以熟练地排除设备故障，向护士下医嘱准备药品，和外科医生沟通问题，寻找致病原因并加以处置。但是，曾经那个瞬间的无力感依然印象深刻，时刻提醒我，要不断地学习，再也不要经历同样的茫然失措。

　　从入科第一天的抱怨到如今的庆幸，从当初天天想着如何偷懒，到如今茶余饭后也在和同事讨论昨天病例的细节和明天课程的安排；从默默无闻的“小白”，到渐渐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我的名字；从初来乍到遇到复杂病例时的慌乱，到现在的沉稳应对，这些变化都得益于冯老师日复一日的坚持、月复一月的鞭策、年复一年的言传身教。一颗丹心，满腔热血，老师把他们化成了一抔花泥，肥沃了每一颗种子，让我们都开出了花儿来。

　　都说医学是一门经验科学，可是哪位医生在书写自己的“医学之书”时，不是将前人的经验摘抄记录，然后用自己每天的经历填充修补，再根据日新月异的变化去修正改写的呢？手术的切口越来越小，治疗范围越来越精准，副作用越来越可控，曾经的绝症渐渐可以被治愈，曾经没有手术机会的患者，现在也可以通过多模式治疗迎来新生。这本“经验之书”越来越厚重，在书写的过程中，前辈的指导和教诲是阶梯，更是灯塔，为我们打好基础，助我们向上攀登。

　　医疗这条路从来都不是一条康庄大道。上面布满了高耸入云的山巅与深不见底的深渊，更有数不清的荆棘与暗流。老师们走了许多年，平了山，填了海，为后辈开拓了道路，也奉献了青春与生命。

　　前方的道路依然崎岖，仍有细菌病毒没有被征服，仍有疾病没有被战胜。我们继续在这条道路上携手前行，征战在更广袤的天地间。

原文链接：http://wjw.fujian.gov.cn/xxgk/gzdt/mtbd/202308/t20230816_6228306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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